东汉三国佛事考

轻柔的重金属

佛法传入中国，起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皇帝梦感西方有金人（即佛），故 在其在位时期向西域各国寻觅圣法。考察这一段时间的事情，我们知道，东汉明帝派出使者蔡愔出使。终于取回了《四十二章经》这部重要的经文。并邀请了西域名僧摄摩藤来华。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书可查的来华僧人。（出自《魏书·释老传》、梁慧皎的《高僧传》）


到了东汉晚期，佛教已经流入宫廷贵族阶层。而桓灵二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皈依我佛的皇帝（出自《后汉书·襄楷传》）如“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祀.....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俗去奢。”


但是最值得一提的却是三国志---吴志中所提到的徐州笮融。这个笮融乃是土匪出身，但是却供奉佛事。“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敏感詞>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这里提到了一个关于佛教的节日---浴佛节。而佛教在当时的贵族扶植下已经可以举办大型<敏感詞>活动，不能不说是佛法始兴东土啊。 且信奉者可享受一定的特权---即减免一定的徭役。而且建造了有历史可查的第一个佛阁，居然能容纳三千人，不难想象当年的盛事。


而东汉最早译出的经文乃是《四十二章经》，这部经文属于小乘的《阿含经》的简介。由四十二段短小的经文构成，重要讲人生无常、爱欲之弊，是一部佛教入门的典籍，但从此开启我东土佛教之瑞端。


东汉时代的杰出名僧当推安士高和支娄迦谶。前者是西域安息国太子，后出家，因为是皇族故称“安侯”，他在桓帝初年来华，共译经文34部、40卷。影响最大的是《阴持入经》、《安般守意经》，汉灵帝末年，时逢战乱，避祸南海、会嵇一带，后不幸在街头被斗殴者误伤致死。


他的作品主要是小乘禅经和阿毗昙学，属于一切有部。（这是小乘的一个派系）阿毗昙译作“论”，是对《阿含经》的论述。这一学派经常分门别类的说明佛法，故称为“数法”，史称其为“善开禅数”。《阴持入经》是阿毗昙学的主要经典。主张修戒、定、慧来断惑业，脱离生死。其中具有特色的是指出了人生的九品---即九种惑业：痴、爱、贪、惑、受、更（触）、法、色、恚（愤恨）。并指出了相应的解脱方法。倡导“修死”为当时的儒家、道家所指责。


《安般守意经》是小乘禅学。即数呼吸出入来守住心意，使其不散乱。因为很类似道家的呼吸引导之法，广为流行。这一经文后得到三国时代的康僧会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


支娄迦谶，月支国人，汉桓帝末年，来到洛阳。他译经主要以大乘为主。最为著名的是《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但是由于系出大乘早期经文，《道行般若经》十卷属于小品。但是此经文亦为般若思想在中国之首作，影响甚远。


进入三国时代，上层统治者信奉支持佛教的趋势大增。除了蜀国无史料可查外魏吴两地佛法加速发展起来。魏明帝曹睿晚年大造佛事虽然成为<敏感詞>上的败笔，但对于佛法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不啻为贡献良多。吴大帝孙权更是将支谦奉为国师。至于蜀国，本来巴蜀受战国楚荆文化的影响而“重鬼巫”，趋于道家思想的支配，且“蜀道难”，也断绝了僧人的来访。


三国时代的著名僧人有支谦、康僧会、昙柯迦罗等人。支谦又名支越，字恭明，月氏国人。他的父亲法度在汉灵帝时期就已归化东汉，此人早年通晓中国文化又兼通西域六国语言，对于译经来说很有帮助。后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度学习佛法。号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汉献帝时避乱逃到东吴。被孙权召入宫中，拜为博士，辅东宫。共译经文27部、48卷，占三国时代译经的三分之二。著名的有《大明度经》、《维摩诘经》等。东吴太子孙登死后，他隐居穹隆山，六十而终。由于具有中国文化的基础，其译作多为意译而非过去的音译，极大的推动了后世的翻译的方向和实际效果。《维摩诘经》更成为五胡十六国之前中国传播最广的经典。（该经文描写了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虽然滋行放荡，但精通佛理。一度成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偶像”。）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十岁出家，东吴赤乌十年，到达建业，受孙权之邀，建立江南第一座寺院---建初寺。（洛阳白马寺是摄摩藤建造的）曾译出《吴品》五卷（已佚）、《六度集经》九卷和《安般守意经》的序。佛法思想趋于大小乘融合，且他又是三教合流（儒道释三教）力促者，对于中国文化大有裨益。


昙柯迦罗，中天竺人，二十五岁出家。魏齐王曹芒嘉平年间来到洛阳，主要从事当时初成的僧伽团体的组织工作。因为汉地当时还不知道僧伽组织的具体戒律故只是“着坏色衣，剪落殊俗”而已，昙柯迦罗决心改变现状，而译出《僧祗戒心》。同时期的安息国人昙谛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摩》，此经出自小乘的《四分律》对于后代中国律宗独尊《四分律》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而昙柯迦罗更成为后代律宗的初祖。可谓万端起于斯啊。


魏国当时还有一位僧人---沙门康僧铠，译出《无量寿经》，对于后来的弥勒信仰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三国时期，魏国僧人朱士行更是开创了第一个出国求法的先例。朱士行颖川人，少年出家，于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出维州达到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学习大乘大品般若经。直到西晋太康三年，因为年事已高，派遣弟子带回所抄写的经文，八十岁死于于阗。


纵观东汉三国时代，对于中国佛教来说，是初转的开端时期。虽然经文并不很多，名僧高士亦了然。但是从此兴胜法于东土，成妙绝于万世，实为我国幸甚、大法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