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神秘学指津》读书笔记分享

Fenomeno

前言如果要评选西方神秘学初学者的最佳读物，我一定会为这本《西方神秘学指津》投下一票。不像《金枝》充斥着对现实民俗志异的细节探讨，这本《西方神秘学指津》试图寻找一个能够让我们把握整个西方神秘学历史脉络的谱系，这本书更像是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哲学专著，它以“被抛知识”作为引子，发掘了西方神秘学藏在历史尘埃中的认识论，世界观，宗教观以及其在向现代化迈进了诸多努力。倘若你还对西神秘学心存疑虑，质疑神秘体验作为神秘学核心的合法性，抑或是不能将自己对于西方神秘学的碎片化理解串联起来，那么你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

本贴搬自本人在知乎的专栏，由于《指津》的第一章在本站已经有了十分充足的讨论，因此本人将从第二章开始发表，截止到第八章《学科之间》，后面的章节仅是列举了一些神秘学经典文献，关于这一点，站内也已经有良多讨论，因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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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秘学指津（2.1 简史）
1.希腊化文化中的“灵知”（gnosis）
西方神秘学起源于古代晚期的希腊化文化，在希腊化晚期许多作家的作品中，柏拉图主义变成了一种带有自己神话和仪式的宗教世界观，集中于获得一种带来拯救的“灵知”，藉此可以将人的灵魂从其物质纠缠和牵累中解放出来，恢复与神的心灵的合一。持有这种信仰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柏拉图的哲学最初并非产生于希腊的理性思想，而是奠基于东方民族尤其是波斯人，埃及人和希伯来人更为古老的宗教智慧传统。这种广泛传播的对柏拉图学说的理解或可称为“柏拉图主义东方学”（Platonic Orientalism）。

根据西方神秘学的后续历史，被称为“赫尔墨斯主义”（Hermetism）的埃及希腊化传统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该名称指的是一个传说中的，有些被神化的智慧导师——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us，原本是希腊神赫尔墨斯和埃及神托特[Thoth]的一种融合），被归于赫尔墨斯或者他起核心作用的幸存文本可以追溯到公元2，3世纪。（这些文本中最重要的有：《赫尔墨斯秘文集》（Corpus Hermeticum，在中世纪的拜占庭被编在一起的17篇独立论文）；《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仅以拉丁文流传下来的更大篇幅的作品）；《第八和第九论说》（Treatise of the Eight and the Ninth，入门仪式文本）

这些文本包含着关于神、世界和人之真实本性的专业讨论，但指出哲学论说仅仅是宗教拯救的准备。赫尔墨斯主义的热情拥护者必须超越单纯的理性认识和世俗牵绊，通过（实实在在地）在一个非物质的光明灵体中重生而获得拯救和最终解脱。这个解脱和转变过程的顶点是灵性的飞升，最终与神圣光明（divine Light)的至高力量幸福地合一。物质身体和性冲动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克服的障碍；然而一旦赫尔墨斯主义者已得重生，“其灵性之眼睁开”，就会发现神无形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

追寻灵知在基督徒中也很普遍。灵知一词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少数教父在正面意义上使用，但更多的是与所谓的灵知主义（Gnosticism）联系在一起。灵知主义传统上被视为一种二元论宗教，主张神圣光明之灵光（sparks）曾被囚禁在物质世界中，必须摆脱物质世界才能回到其神圣源头。根据基本的灵知主义神话，自身载有神圣光明之灵光的那些人正在反抗巨匠造物主（Demiurge)，这是一个无知或邪恶的神（常常与《旧约》中的神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这个黑暗无知的低级世界作为灵魂的牢狱，试图阻止人类觉悟到自己真正的神圣身份。通过获得对其神圣起源的“灵知”，灵知主义者须逃离巨匠造物主及其恶魔助手阿尔康（archons)的世界，后者会极力阻止他们死后上升，穿过天球找到回到其神圣光明家园的道路。

希腊化古代晚期的第三种重要趋向是被称为通神术（Theurgy）的仪式活动，其最早的见证是被归于通神师朱利安（julian the Theurgist，公元2世纪）的所谓《迦勒底神谕》（Chaldaean Oracles ) 。通神术既不涉及祈请神或迫使神现身的“魔法”操作，也不涉及基于人有限理智能力的哲学程序。相反，通神师会做一些不能以言语表达的活动，使用一些只有诸神才能理解的不可言喻的符号，然后诸神凭借自己的力量把通神师的心灵提升到神。通神术的合一似乎需要引发不同寻常的，迷狂或恍惚的意识状态，藉此直接经验到神。

2.自然的秘密：魔法，占星学，炼金术
在前启蒙的背景中，“宗教”和“科学”这两个领域的边界要模糊和可渗透的多：如果自然为神所造，或者更彻底的说，如果自然是从神自身的存在中流溢出来的，那么自然的秘密必定会以某种方式分有神的领域，或至少反映了神的经纶（divine economy）的奥秘。在自然研究中，魔法，占星学和炼金术这三个非常相关的领域常常被冠以“隐秘科学”（occult sciences）的标签。

在西方文化史上，“魔法”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其中一种含义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根据第一和第二诫命抨击异教偶像崇拜的直接遗产：所有形式的“魔法”都是基于与恶魔的接触，这些恶魔不过是旧的异教神祇，欺骗人类，应许人类以力量，已换取顺服与崇拜，这被是称为“恶魔魔法”（demonic magic）的理解。不过，我们所关切的是另一种更相关的“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概念。它主张许多被归咎于恶魔的奇迹都可以用纯粹自然的方式来解释，其中重要部分是对所谓的“隐秘性质”（occult qualities），亦即自然之中那些神秘力量的研究（比如磁力或者月亮对潮汐的影响）。

古典占星学根植于普遍的，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概念（在前启蒙的背景下）。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的埃及，占星学已经发展成一种严格因果性的宇宙论模型，试图根据天体的永恒重复旋转来解释月下世界的一切变化和影响。根据“上行下效”（as above，so below）这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可以认为月下世界和月上世界通过一种内在于外物本身的前定和谐而彼此联应。

炼金术在希腊化晚期作为一种关注物质嬗变的实验室活动而出现，根据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四元素理论 ，原则上应当可以把某种物质变成任何其他物质（包括黄金），炼金术士们试图通过实验方式来发现嬗变的秘密。就科学史而言，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可能把炼金术与我们现在的化学分离开来。从西方神秘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好是把炼金术理解成一种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不能包含在任何一门学科当中，但其典型特征是可以作为科学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研究的基本转变程序，并且充当宗教，哲学乃至心理学论说中的叙事。
3.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神秘学的历史由一个核心群体所主导，他们是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在这些核心人物中，有乔治•盖弥斯托斯（Georgios Gemistos ，1355/60—1452?)，他声称通神术经典《迦勒底神谕》是出自上古时代波斯的麻葛（Magi）首领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由此拉开了西方迷恋琐罗亚斯德的漫长历史的帷幕，琐罗亚斯德渐渐被想象为古代智慧的一个最高权威；还有马尔西利奥·菲奇诺（ Marsilio Ficino,1433—1499）和洛多维科·拉扎莱利（Lodovico Lazzarelli，1447—1500），翻译了《赫尔墨斯秘文集》撰写了一系列为柏拉图主义东方学奠定基础的论文，使得无数作者开始讨论来自东方的古代智慧与柏拉图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之间深层的内在统一性。第四位人物是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这位思想天才曾邀请全欧洲的学者就他所提出的至少九百个论题同他进行由教皇主持的公开辩论，尽管最后教皇英诺森八世提出要对十三个论题进行审查，并最终谴责了所有这些论题。他始终致力于表明，不同哲学和神学学派之间的所有冲突，都可以在普遍智慧与真理的伟大和谐中得到化解。

文艺复兴时期神秘学中，有两种迥异但又密切相关的新发展：其一是数字象征学（number symbolism）这种复杂的思辨传统（不要与数字命理学[numerology]相混淆），它为前十个数指定了定性的含义或德性，并认为这十个数构成了实在的各个维度；其二是基督教卡巴拉（Christian kabbalah）。基督教卡巴拉主义者将十种源质（sefirot）或神的流溢的系统，以及像数值对应法（gematria）这样基于为希伯来字母赋值的解经技巧纳入自己的宗教框架。

值得一提的是，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也许是本节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物中最卓越的思想家。布鲁诺意识到，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这必定会对神及其与人和宇宙的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在布鲁诺的后哥白尼宇宙中，一个人可以一直在空间中穿行，而不会碰到神或天使；他所能找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永无终止的太阳系。布鲁诺内容丰富的作品反映他一直在系统尝试思考所有古代哲学和科学传统（以及其他传统，比如所谓的“记忆术”[art of memory]），在基督教正统的神圣真理面前他并没有止步，1592年，布鲁诺被威尼斯的宗教裁判所逮捕，然后被转移到罗马，他坐牢八年，最后因持异端观点而在1600年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4.自然哲学与基督教神智学
前一运动以意大利为思想和地理上的中心，思想家们主要致力于对异教和犹太教传统与基督教神学和当时的哲学或科学进行学术性的综合，从本质上讲，是讨论一个关于古代权威思想家著作的学术评注传统；而这场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德国思想家所主导，这场运动的重点在对古代权威的学术评注转向了作者根据个人直接体验所做的原创性思辨。

其中为“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起奠基作用的作者无疑是自称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的德国医生特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特•冯·霍恩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1493/94—1541），基于从炼金术文献汲取的灵感和传统民间疗法的熟稔，他对当时医学事业以其对公元二世纪盖伦（Galen）理论的盲目依赖发起了攻击。他认为医生应当通过个人实验直接向自然本身学习，帕拉塞尔苏斯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医学术语，用“汞、硫、盐”这一新的三元组补充了四元素。他用德语写作而不是用知识精英使用的拉丁语，因此被成为“医学的路德”，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传统也被称为化学论哲学（Chemical Philosophy）。从大约1600年开始，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在与教会的冲突中发展为一种另类的宗教潮流，有时被称为“神圣的特奥弗拉斯特学说”（Theophrastia Sancta）,最终被称为“魏格尔主义”（Weigelianism，与持异议者瓦伦丁·魏格尔[Valentin Wegel，1533—1588]有关），帕拉塞尔苏斯本人被奉为受到神启的先知，恢复了使徒们曾经践行的一种永恒传统。

十七世纪初，德国鞋匠雅各布·波墨（1575—1624）从一种非常类似的角度出发，撰写了《基督教神智学》（Christian theosophy）这部西方神秘学史上一个重要潮流的基础文献。波墨构想出一种激动人心的宇宙起源论，试图阐明一个善的神如何可能创造出一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他描述了神本身如何从神秘莫测的无底（Ungrund）中诞生。神的身体被称为“永恒自然”，被想象成一个发光的实体，它有一个黑暗的怒核（wrathful core，与圣父相联系），因光和爱的互补力量（与圣子相联系）而得到救赎和变得无害。最伟大的天使路西法（Lucifer）生来就是光在永恒自然身体中的一个完美造物；但在试图通过实现自己的“重生”而升的更高时，他变成了一个黑暗造物，摧毁了光明世界的完整与和谐。由于路西法的堕落，我们的世界诞生了：它不再是永恒的自然，而是一个受制于时间和变化的堕落自然，在其中，神的忿怒作为单独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与光明的力量进行殊死搏斗。我们作为罪人出生在这个黑暗而充满威胁的世界里，所受到的灵性召唤乃是为了实现—种内在转变，它能逆转堕落过程，反映出神本身的原始诞生。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作为“神之子”在一个精微的光明身体中重生，并为堕落自然的重新整合做出贡献：堕落的自然乃是渴望回归其原初和谐与幸福状态的神自己的身体。

可以看出，波墨的作品以一种充满了诗意想象的语言写成，许多作者都从波墨的作品中汲取灵感，其中一些人形成了小的灵修团体（比如阿姆斯特丹的“天使兄弟会”[Angelic Brethren]，英格兰的“费城会”[Philadelphian Society]），这是被称为神秘组织（esoteric organization）的最早实例之一。狂喜和幻想体验在这些群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波墨著作中的讨论，其成员发展出一种对索菲亚（智慧）作为神的明显女性化现的强烈迷恋。

此后，基督教神智学将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也就是从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到浪漫主义时期，受到德国唯心论哲学和催眠术时尚等当时发展的影响，新的一批基督教神智学家重新发现了波墨，并以新的方式来阐释他。
5.有入门仪式的社团
相信古代智慧或自然秘密被古往今来的圣贤所传承和保存，这属于西方神秘学的核心信条，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人想到这样一种传承需要某种正式组织。这种想法出现在1614年出版的三篇《玫瑰十字会宣言》（Rosicrucian Manifestoes）的第一篇中。这篇文本被称为《兄弟会的传说》（Fama Fraternitatis），描述了一个被称为C.R.（后来被确认为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Christian Rosenkreutz]）的同样难以捉摸的行家里手创立的兄弟会。1915年的《兄弟会的自白》（Confessio Fraternitatis）预言有一场新的改革会根据古老的赫尔墨斯主义和相关科学来改造欧洲文化。1616年的《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的化学婚礼》（Chemical Weddiing of Christian Rosenkreutz）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它基于炼金术的象征意义对克里斯蒂安的转变做了复杂的寓意叙述。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在这时候或之前存在什么玫瑰十字兄弟会，更不要说克里斯蒂安·罗森克罗伊茨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如今这些宣言都被视为路德宗神学家约翰·瓦伦丁·安德烈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以及他在图宾根的朋友圈的文学虚构，但它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反应。这场骚动的结果是，古代智慧和“隐秘”科学领域的重要作者，如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或米沙埃尔·迈尔（Michael Maier，1569—1622），开始自视为“玫瑰十字会会员”（Rosicrucians），自此以后，宣称拥有特殊秘传知识的作者们一直在这样做。

这些有入门仪式的修会的组织架构受到了共济会（Freemasonry）模式的启发，而在高级共济会制度下繁荣起来的基督教神智学被称为“光照论”（Illuminism）。由于共济会是由石匠行会演变而来，从而被猜测它保存了“哲人石”的秘密，一直到十八世纪初，共济会会员被普遍视为玫瑰十字会会员和炼金术士。在英格兰，共济会发展为一种本质上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活动，远离了神秘追求；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对炼金术和其他赫尔墨斯主义思想和修习的关注前所未有的兴盛起来。由于共济会内部不使用当时盛行的阶层制度，并且是一个有效的国际网络，以确保背井离乡的旅人总能找到受到其同胞兄弟欢迎的地方，这都使得共济会变得像一个公共社会内部的社会，因其培养的秘密性而免遭外界监视，所以它必定引起政治统治者的猜疑。一些阴谋论者最喜欢将共济会当做目标，他们将传统宗教政治权威的崩溃归咎于共济会会员和光照派的颠覆阴谋。

6.现代主义隐秘知识
现代主义隐秘知识的标志是以复杂多样的尝试来应对现代科学和启蒙理性，既深深地感到对“世界除魔”的抵抗，又被现代科学模型同样强烈的吸引。十九世纪西方神秘学中两股最有影响的革新力量都起源于启蒙科学家的工作。

瑞典博物学家伊曼努尔·斯威登堡（1688—1772）撰写了许多充满幻想的拉丁文著作，讨论《圣经》的真正含义以及天堂与地狱的灵界现实。他深受虔诚派关于“内部”与“外部”实在层次之区分的概念的影响，其联应理论声称，看得见的世界反映了看不见的世界，两者之间不必有任何因果关系；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其幻想的天堂地狱之旅的事实描述以及他与灵魂和天使的对话。他的基本观念被19,20世纪的唯灵论者，隐秘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所继承，并以新的方向得到发展。

德国医生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他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动物磁性”（Animal Magnetism）的理论和疗法，后来也被称为“催眠术”。梅斯梅尔声称，有一种看不见的“流体”遍布一切生物体，所有疾病都是由这种普遍的生命力之流受到干扰或阻塞所致。通过在病人的身体中制造“通道”，可以恢复正常的能量循环，从而过渡到健康和正常，其典型标志是一种短暂而剧烈的“危机”。催眠治疗可以诱发一种奇特的昏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许多患者会显示出惊人的“超常”能力并进入幻觉状态，声称可以与其他实在层面的灵性存在相沟通，这一现象被称为“人工梦游”.

至少有三大新发展起源于催眠术。首先，梦游催眠诱导技术使得唯灵论得到了发展。催眠术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满足对于“看不见的世界”和死后生存状态的好奇心，无需以教会作为中介。受到斯威登堡著作深刻影响的唯灵论学者发展出成熟的神学和宇宙论，对唯灵论现象以其惊人说法的科学好奇心最终使“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或现在的所谓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发展起来。

其次，人工梦游状态为在经验和实验基础上研究人的灵魂以其神秘力量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在这些过程中，浪漫派催眠术文献和梦游症研究都为心理学对隐秘知识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二十世纪，随着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的兴起，学术心理学才远离了与西方神秘学紧密的历史纠缠。

最后，美国的人工梦游职业引出了一种被称为“新思想”（New Thought）的普遍的宗教革新环境，它建基于激进的“心胜于物”学说。“新思想”也被称为“心灵治疗”（Mind Cure），它主张信念的普遍万能，据说不仅所有疾病都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信念来治愈，甚至像贫穷这样的不利状况也能治愈。其基本学说在：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ce）等新宗教和一系列教会中已被制度化，并且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大众文化。

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唯灵论者和梦游者影响的群体试图寻找介于传统基督教和实证主义科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一现象通常被成为“隐秘学”（occultism）。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右翼隐秘学”，隐秘学者声称存在着一种普遍传统，建立在无可争辩或反驳的形而上学“第一原理”的基础之上，他们反对现代性，对通过精神象征含义来表达那种普遍“传统”的统一性的丧失表示深深的怀恋。在英语世界，则是“左翼隐秘学”占统治作用。得益于启蒙自由思想家反基督教的神话编纂传统，思想家们抱持宗教并非源于神启，而是源于一种主张太阳崇拜和阳具崇拜的“自然宗教”的观点。这些人在斯威登堡之前所有重要的赫尔墨斯主义传统，隐秘传统和相关传统中找到了灵感。他们认为，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古人普遍的隐秘科学都应当恢复，以对抗实证主义科学狭隘的唯物论。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魔法传统已经沦为仅仅是古物研究者好奇的对象，但在此后几十年里，隐秘学家们开始发展魔法修习，结果是诞生了一种对魔法的高度创新的理解和诠释。许多具有入门仪式的修会被创立，这类在二战前蓬勃发展的组织试图通过培养想象力，以之作为从经验进入魔魅的平行世界的手段，来弥补这个除魔社会的平凡世界。最终，在这些语境下更多聚焦于魔法师个人的内在发展，而不是去影响外部世界的事件。
7.“二战”后的神秘学
所谓的战后膜拜环境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兴起之中已变得不可否认。随着神秘学的观念和修习在整个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流行，它的信徒们渐渐认为自己是在参与一场灵性革命，这场革命正在改造主流文化，并将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灵性时代——“水瓶时代”。这是出于对主流教育机构和信息渠道所宣扬的实在观，认识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满，它催生了对“替代品”的寻求，导致对非西方（特别是东方）文化及其精神传统的普遍迷恋，以及对被主流文化归于“被拒知识”的几乎所有神秘学和隐秘学材料的回收利用，重新包装和创造性阐释。除了西方神秘学/隐秘学潮流和东方灵性，大众对“新物理学”的迷恋也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激进悖论似乎证明，旧的科学意识形态正与现有宗教一道出于崩溃瓦解的过程中，从而让位于一种与东西方古代智慧相协调的新的灵性的整体论世界观。

由于企业家们在同一时期发现了灵性产品市场，“新时代”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行业；这使得其思想逐渐变得比20世纪60年代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然而，原初的反主流文化批判，包括坚信社会改造即将到来，在激进的膜拜环境分支中仍然十分活跃。这尤其可见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技术萨满教”（techno-shamanism），它起源于因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而得到推广的迷幻萨满教，但没有20世纪60年代的反技术偏见。在此之后，“宗教致幻神秘学”被新一代的先知发展成一种生气勃勃的神秘学环境，其中充满了对即将来临的社会改造的“千禧年希望”。

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结果是所谓的“新异教主义”（neopaganism）运动。它将阿莱斯特·克劳利传统中的神秘学与古代生育崇拜的迷恋结合起来，被称为“巫术崇拜”（Wicca）或巫术的“旧宗教”。巫术崇拜在20世纪60年代传播到美国，在反主流文化环境中表现为新的形态：包括与激进女权主义融合，被解释为女神宗教，强调自然中的女性原则是对一神论男性神祇的一种替代；以及对区域性异教传统的复兴——德鲁伊教（Druidry），凯尔特奋兴运动和阿萨特鲁（Asatru）这样从古代日耳曼和斯堪的纳维亚诸神中汲取灵感的新异教运动。



最后，当代神秘学在大众文化和互联网上非常活跃。现如今，它的基本概念，思想和术语已经不再与任何特定的宗教传统或思想传统联系在一起，而是可以被自由回收利用和北任何人诠释，而不必考虑其原始意义或语境。它们可以有极大的吸引力。流行小说，漫画，音乐，电影，艺术或视频游戏中大量存在的神秘学主题还几乎没有被研究过，对于这笔财富可能就当代文化和社会的“亚文化精神”（subzeitgeist）有什么教益，我们也没有任何想法。正是在这个领域，神秘学才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是成为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你的好柿柿

好帖当顶

还是要学习的

这贴子可太棒了，感谢分享。

explofish

谢谢分享

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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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神秘学指津（三：辩护与辩论）
对自己思想的辩护（apologetics），与看法不同的人的辩论（polemics），这两种基本活动是彼此蕴含的：通过谴责他人的学说有误，也就同时断言了自己说法的正统的正确，反过来，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就意味着质疑他人的立场。此外，思想并非只存在于头脑与书本中，而体现在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机构中，它们可以尽一切手段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身份。无论支持哪一方，确立和巩固自己身份的有效策略是同时创建一个“他者”：为了说明“我们”是什么，必须把“他们”（不论他们是谁）描述成与我们完全对立。

这些修辞中真正的要害就是权力，也就是决定说明可以被视为有效和正确的主导现有话语的能力，一旦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就很容易把它转变为实际的政治权利：能够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付诸行动，同时消除，压制或诋毁反对的声音。但是对方也不会束手就擒，它们同样使用相同的武器来对抗自己的对手，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叙事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这也许会影响权力平衡，引发思想，社会甚至政治上或大或小的革命。

现在我们称为“西方神秘学”的类别，正是这些论说过程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被拒知识”的总和，因而我们会发现，相关的知识在日常话语中或者在辩论（和辩护）的想象中对它的描绘，都与研究历史资料所发现的东西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为了把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这些差距，我们不妨对历史（history）与记忆史（mnemohistory）作出区分。简单说来，历史指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记忆史则是指我们如何记忆它。相应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是尝试描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记忆史编纂学（mnemohistoriography）则是尝试描述某种文化所“想象”发生的事情的起源和发展。记忆史关注的是围绕着某个概念，某个人物的重新诠释，扭曲，误解和创造性发明。可以发现，记忆史叙事能够极大地影响实际历史事件，无论这些叙事是否有任何明确的事实做依据。

1.早期基督教和罗马教会
尽管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明确排斥异教的膜拜活动（偶像崇拜在基督教中是一种最高的罪），但是愿意就异教徒的哲学体系进行辩论，特别是与正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的学者中广为传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进行对话，此举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神秘学。

①护教的教父
在尝试说服异教学者相信其新信仰的优越性时，基督教的护教士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任何称职的宗教都必须根植于可敬的古代传统。他们在所谓的“柏拉图主义东方学”中找到了答案：他们普遍相信，柏拉图不仅讲授了哲学，还教导了一种古老的宗教智慧，异教的智慧根本上说都依赖于摩西在西奈山编成法典的希伯来人的古老智慧，它最终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大放光彩。

这一论点暗示，基督教并不是全新的。它是对根植于摩西智慧的古老宗教的复兴。这种护教传统对于整个西方神秘学和基督教的重要性几乎怎样形容都不为过。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教导，无数神学家们渐渐采用了柏拉图主义等希腊哲学的框架和概念——奥古斯丁正是一个非常权威的经典案例。

②古代神学与长青哲学
在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盛行之后，柏拉图主义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又再次回归（因为相关的原始资料都有了拉丁文译本，并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开来）。柏拉图主义东方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恢复被称为“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或“长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

以菲奇诺为先锋的古代神学纲领具有改革和复兴的革命性含义，基于对千禧年和世界末日的期望和十五世纪下半叶各种古代宗教和哲学的资料突然重见天日的巧合，它将其视为即将复兴的神启。菲奇诺的纲领有一个奇特的方面：他追随普莱东的脚步，强调古代智慧的最早权威是琐罗亚斯德而不是摩西，这隐含着即使希伯来人的宗教也可能最终源自于一个异教圣人的教导（更糟的是，这个人被视为魔法的发明者）。

皮科和护教的教父们则坚持声称摩西是古代智慧的最早权威，他还提出，摩西在西奈山上不仅领受了针对大众的刻在石板上的十诫，还领受了一种留给极少数人的秘密教导——卡巴拉。他认为基督教卡巴拉暗示了异教智慧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是一致的，甚至还会迫使犹太人接受弥赛亚和昄依基督教。

当然，这些期待都没有实现，在他们去世几十年后，一场非常不同的改革在他们失败的地方成功了：马丁路德同样呼吁回到源头，但事实表明，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异教智慧”。

正统天主教哲学家对古代智慧的理解同样可以是保守的：阿戈斯蒂诺·斯托伊克认为天主教对古代智慧的保存是完好无损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③反异端立场
辩论与辩护是不可分的，将“好的”异教信仰整合进基督教，对其反面则会是同样强烈的排斥。一旦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占据统治地位，流行于罗马帝国的整个占卜活动和相关修习都以魔法（Magia）和迷信（superstitio）的名义遭到禁止；一般认为，所以这些最终都是与接触恶魔有关的偶像崇拜。

早期基督教辩论家给后来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最具威力的遗产是他们对“异端”（heresy）的概念化。现代研究的主流认为，反异端策略“并非针对明确的外部敌人，而是为了应对一场内部的差异危机。······辩论家们需要画出清晰的分界线，因为边界实际上并不太清晰。”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多样的现象，从“灵知主义”到我们现在所谓的正统，教义诠释有很宽的范围。在试图根据自认为的真正信仰来创建教义统一性的过程中，伊里奈乌，希波里托，伊皮法纽等教父设想它正受到一种被称为“灵知派”的反教会异端的威胁。

一个特别有效的辩论策略是创建历史谱系，设想所有形式的异端都来自同一个起源，一系列反巫术文献都给出了一个危言耸听的“黑暗谱系”，它表明异教信仰和灵知派异端如何可能在倒转的柏拉图主义东方学的语境下合并成一个虚拟的身份：我们现在得到的不是源自于摩西的神的智慧的叙事，而是源于琐罗亚斯德的恶魔渗透的叙事。这样粗暴的简化不能还原希腊化影响与灵知主义一系列宗教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却便于传播和记忆；在辩论的想象中，它们最终必定等同于恶魔的谬见和灵性的黑暗。

于是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两种均源自于教父对异教信仰态度的观点：一种是包容的认为古代异教智慧潜在的分有了基督教真理，另一种是排他的认为任何异教影响都是导致异端的恶魔渗透。

1.新教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东方学的复兴便已激起了强烈的反柏拉图回应，反巫术文献中发展出一种“黑暗谱系”的观念。到了十六世纪末，乔万尼·巴蒂斯塔·克里斯波（Giovanni Battista Crispo）更是强调柏拉图主义是导致教会腐败的首要原因，他认为，柏拉图主义异教信仰的侵入源于所谓的护教者，他们过于善良和幼稚地允许柏拉图的教导在神学中发挥作用。尽管这个观点由这位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神学家提出，它却将成为对抗罗马教会的绝佳武器。

①反护教主义
反护教主义出现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它强调要对导致异教信仰渐渐感染教会的教父护教传统做出激进的新教回应。雅各布·托马西乌斯（Jacob Thomasius）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区分圣经宗教和异教哲学。他以典型的新教风格声称，圣经宗教是神直接启示的，有绝对的权威性。由于《圣经》的启示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它没有发展，没有历史，神的道完全超越人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做哲学分析，只能径直相信。异教徒的哲学体系依赖于脆弱而易于出错的人类理性，所有的异端信念都处于这个核心谬见：流溢说（灵魂不是神从无中创造，而是从它的永恒本质中流出），二元论（形式和质料或者神与物质都同样永恒），泛神论（世界是神）和唯物论（神是世界）。尽管“从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这一教导其实不是圣经而是安条克的西奥菲鲁斯和塔提安于公元二世纪引入的。

他将灵知主义学说斥为所谓的“宗教狂热”（Enthusiasm，Schwarmerei），即极端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而牺牲了教义信念，其矛头直指柏拉图主义的流溢和复归（restitution）说。这样天才般的辩论策略将真正的基督教和异端截然区分，并且表明后者的诸多形式——从罗马天主教到各式异端都源于同一条原则，世界的永恒性。随后好战的路德宗牧师埃雷戈特·丹尼尔·科尔贝格（Ehregott Daniel Colberg）历史上第一次把今天“西方神秘学”的标题下研究的所有事物归于同一棵异端“家族树”，指出其核心谬见就在于企图把哲学推理应用于神圣事物，这超出了人类理智的范围。

②虔敬派的反应
随着宗教改革导致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其代表人物开始彼此争论如何正确地诠释基督教信仰，这导致新教越来越分裂，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教派，其中许多信徒都极不赞成正统派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效仿最初的使徒群体，不应该像猫狗一样就教义问题相互攻讦，而应着力培养一种彼此和谐并与耶稣的道德教诲相一致的虔诚生活。

核心人物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巧妙地利用反护教主义来为“异端”辩护。他同意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一致，但他指出仅凭圣经去建立一个神学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将异教哲学的踪迹从基督教教义中完全排除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反护教主义对异教的排斥最终破坏了他们试图捍卫的正统。

在此基础上，阿诺德将基督教的历史建立在圣经基督教和教义神学的对立上，唯一需要关心的是相关作品是否体现了最初使徒群体所践行的谦卑信仰，爱，团结，和平与虔诚的精神，所有这样做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异端反倒是那些就教义细节进行无休止争论的教条神学家。他也支持有一个基于神的智慧（Sophia）的，超历史的直接宗教体验原则。神的光照在人的灵魂中运作，这样的体验团结了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形成了“无形教会”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现象。这正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种“宗教主义”模型，一切都基于一个普遍的内在维度概念，即可由个人宗教体验通达的“灵知”。

2.现代性
接下来，启蒙思想家们将延续新教的论证，最终使自己完全脱离了基督教——同时将西方神秘学的领域彻底排除在外，将其视为“他者”

1.哲学史
雅各布·托马西乌斯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比他父亲著名的多，他用父亲的批判工具将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他也被视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厌恶融合主义（异端哲学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延续），但他认为可以使哲学摆脱异教的偏见和迷信，最终得到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实际有用的哲学，这被称作折衷主义。哲学史家应该去伪存真，用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将哲学的“麦子”与伪哲学的“谷壳”分离开来，寻找合理的观念，拒斥不合理的观念。

有“哥廷根的托马西乌斯”之名的克里斯托弗·奥古斯特·霍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常常被视为现代哲学史学科的创立者，他提出了一套标准来识别伪哲学，他宣布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神秘学”应从官方哲学话语和一般学术讨论中消失。霍伊曼直接将他们斥为愚人和白痴的观念，无权被严肃对待。十八世纪以后的学术研究本质上遵循了他的建议。

《批判的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的作者约翰·雅各布·布鲁克（Johann Jacob Brucker）对“教派哲学”的考察区分了三个一般时期：

（1）基督教诞生之前的迦勒底哲学/琐罗亚斯德哲学/埃及哲学

（2）天主教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两大体系

（3）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神智学”体系

他利用敏锐的历史批判意识，指出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神秘学”领域的典型特征是“隐藏为基督教的异端宗教的延续”。它与哲学一样有其异教基础，但却无理性基础。它与基督教一样有其宗教学，但与基督教不同，它是一个假宗教，并非基于启示。

布鲁克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将所有这些东西倒入霍伊曼的“遗忘之海”，在此之后，这些思想潮流在教科书中也只有脚注的地位，没有任何学科着手处理它们。如果是新教是相对于已经潜入罗马天主教的异端而确立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启蒙运动则是更进一步依赖于新教的辩论，对“迷信”与“偏见”而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抨击非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和修习仅仅是启蒙运动的一半，另一半的靶子画在了已经根深蒂固融入基督教的异教哲学。

②浪漫主义的反应
在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论那里，我们碰到了记忆史遗忘症的类似案例——折衷主义的总体倾向导致对浪漫主义的内容做出来选择性的刻画。

浪漫主义针对启蒙理性主义提出了一套对梦游症和催眠术的反形而上学，在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基督教神智学的基础上，他们为附魔世界观的科学优越性作出辩护，他们坚称梦游症揭示了启蒙理论家所忽视的关于自然与灵魂的经验事实。

在此之后，催眠术和梦游症朝着1900年前后的实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直线发展。荣格的心理学便根植于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论，这对二战后流行的神秘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从古代晚期的灵知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经由中世纪的炼金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传统，再到德国浪漫主义催眠术，最后到现代的荣格心理学，有一个连续的灵性传统。荣格成为一个极具影响的现代思想传统中心，该传统将心理学与对神话和象征的迷恋结合起来，有意反抗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的理性化和除魔倾向。赞同这一议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每年在瑞士的阿斯科纳（Ascona）举行所谓的爱诺思（Eranos）会议。

二战后，爱诺思会议的学者同各种神秘学潮流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为了20世纪宗教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它将一种对附魔世界观的普遍怀旧与极力强调通过内在的灵性维度来逃离“历史的恐怖”（语出伊利亚德）相结合。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和隐秘传统感兴趣的学者也大都把爱诺思学派的总体进路和基本假设视为理所应当的，其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安托万·费弗尔。



追溯了从古至今的辩论和辩护后，我们发现：启蒙进路和宗教主义进路都建立在最终反历史的基础之上，启蒙运动选择忽视被认为不够理性的任何历史潮流和观念，而宗教主义则声称神秘学涉及到其实是超历史的内在维度。这也是本书的其余部分不会讨论这两种进路及其记忆史叙事的原因。

Fenomeno

西方神秘学指津（三：辩护与辩论）
对自己思想的辩护（apologetics），与看法不同的人的辩论（polemics），这两种基本活动是彼此蕴含的：通过谴责他人的学说有误，也就同时断言了自己说法的正统的正确，反过来，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就意味着质疑他人的立场。此外，思想并非只存在于头脑与书本中，而体现在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机构中，它们可以尽一切手段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身份。无论支持哪一方，确立和巩固自己身份的有效策略是同时创建一个“他者”：为了说明“我们”是什么，必须把“他们”（不论他们是谁）描述成与我们完全对立。

这些修辞中真正的要害就是权力，也就是决定说明可以被视为有效和正确的主导现有话语的能力，一旦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就很容易把它转变为实际的政治权利：能够把自己的议事日程付诸行动，同时消除，压制或诋毁反对的声音。但是对方也不会束手就擒，它们同样使用相同的武器来对抗自己的对手，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叙事争取到了足够的支持，这也许会影响权力平衡，引发思想，社会甚至政治上或大或小的革命。

现在我们称为“西方神秘学”的类别，正是这些论说过程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被拒知识”的总和，因而我们会发现，相关的知识在日常话语中或者在辩论（和辩护）的想象中对它的描绘，都与研究历史资料所发现的东西之间存在巨大差别。为了把握现实与想象之间的这些差距，我们不妨对历史（history）与记忆史（mnemohistory）作出区分。简单说来，历史指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记忆史则是指我们如何记忆它。相应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是尝试描述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记忆史编纂学（mnemohistoriography）则是尝试描述某种文化所“想象”发生的事情的起源和发展。记忆史关注的是围绕着某个概念，某个人物的重新诠释，扭曲，误解和创造性发明。可以发现，记忆史叙事能够极大地影响实际历史事件，无论这些叙事是否有任何明确的事实做依据。

1.早期基督教和罗马教会
尽管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明确排斥异教的膜拜活动（偶像崇拜在基督教中是一种最高的罪），但是愿意就异教徒的哲学体系进行辩论，特别是与正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的学者中广为传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进行对话，此举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神秘学。

①护教的教父
在尝试说服异教学者相信其新信仰的优越性时，基督教的护教士们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任何称职的宗教都必须根植于可敬的古代传统。他们在所谓的“柏拉图主义东方学”中找到了答案：他们普遍相信，柏拉图不仅讲授了哲学，还教导了一种古老的宗教智慧，异教的智慧根本上说都依赖于摩西在西奈山编成法典的希伯来人的古老智慧，它最终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大放光彩。

这一论点暗示，基督教并不是全新的。它是对根植于摩西智慧的古老宗教的复兴。这种护教传统对于整个西方神秘学和基督教的重要性几乎怎样形容都不为过。正是遵循了这样的教导，无数神学家们渐渐采用了柏拉图主义等希腊哲学的框架和概念——奥古斯丁正是一个非常权威的经典案例。

②古代神学与长青哲学
在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主义盛行之后，柏拉图主义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衰落，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又再次回归（因为相关的原始资料都有了拉丁文译本，并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开来）。柏拉图主义东方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恢复被称为“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或“长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

以菲奇诺为先锋的古代神学纲领具有改革和复兴的革命性含义，基于对千禧年和世界末日的期望和十五世纪下半叶各种古代宗教和哲学的资料突然重见天日的巧合，它将其视为即将复兴的神启。菲奇诺的纲领有一个奇特的方面：他追随普莱东的脚步，强调古代智慧的最早权威是琐罗亚斯德而不是摩西，这隐含着即使希伯来人的宗教也可能最终源自于一个异教圣人的教导（更糟的是，这个人被视为魔法的发明者）。

皮科和护教的教父们则坚持声称摩西是古代智慧的最早权威，他还提出，摩西在西奈山上不仅领受了针对大众的刻在石板上的十诫，还领受了一种留给极少数人的秘密教导——卡巴拉。他认为基督教卡巴拉暗示了异教智慧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是一致的，甚至还会迫使犹太人接受弥赛亚和昄依基督教。

当然，这些期待都没有实现，在他们去世几十年后，一场非常不同的改革在他们失败的地方成功了：马丁路德同样呼吁回到源头，但事实表明，新教比天主教更加仇视“异教智慧”。

正统天主教哲学家对古代智慧的理解同样可以是保守的：阿戈斯蒂诺·斯托伊克认为天主教对古代智慧的保存是完好无损的，任何改革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③反异端立场
辩论与辩护是不可分的，将“好的”异教信仰整合进基督教，对其反面则会是同样强烈的排斥。一旦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后占据统治地位，流行于罗马帝国的整个占卜活动和相关修习都以魔法（Magia）和迷信（superstitio）的名义遭到禁止；一般认为，所以这些最终都是与接触恶魔有关的偶像崇拜。

早期基督教辩论家给后来罗马天主教传统的最具威力的遗产是他们对“异端”（heresy）的概念化。现代研究的主流认为，反异端策略“并非针对明确的外部敌人，而是为了应对一场内部的差异危机。······辩论家们需要画出清晰的分界线，因为边界实际上并不太清晰。”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多样的现象，从“灵知主义”到我们现在所谓的正统，教义诠释有很宽的范围。在试图根据自认为的真正信仰来创建教义统一性的过程中，伊里奈乌，希波里托，伊皮法纽等教父设想它正受到一种被称为“灵知派”的反教会异端的威胁。

一个特别有效的辩论策略是创建历史谱系，设想所有形式的异端都来自同一个起源，一系列反巫术文献都给出了一个危言耸听的“黑暗谱系”，它表明异教信仰和灵知派异端如何可能在倒转的柏拉图主义东方学的语境下合并成一个虚拟的身份：我们现在得到的不是源自于摩西的神的智慧的叙事，而是源于琐罗亚斯德的恶魔渗透的叙事。这样粗暴的简化不能还原希腊化影响与灵知主义一系列宗教观点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却便于传播和记忆；在辩论的想象中，它们最终必定等同于恶魔的谬见和灵性的黑暗。

于是这就是宗教改革前夕，两种均源自于教父对异教信仰态度的观点：一种是包容的认为古代异教智慧潜在的分有了基督教真理，另一种是排他的认为任何异教影响都是导致异端的恶魔渗透。

1.新教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东方学的复兴便已激起了强烈的反柏拉图回应，反巫术文献中发展出一种“黑暗谱系”的观念。到了十六世纪末，乔万尼·巴蒂斯塔·克里斯波（Giovanni Battista Crispo）更是强调柏拉图主义是导致教会腐败的首要原因，他认为，柏拉图主义异教信仰的侵入源于所谓的护教者，他们过于善良和幼稚地允许柏拉图的教导在神学中发挥作用。尽管这个观点由这位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神学家提出，它却将成为对抗罗马教会的绝佳武器。

①反护教主义
反护教主义出现在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它强调要对导致异教信仰渐渐感染教会的教父护教传统做出激进的新教回应。雅各布·托马西乌斯（Jacob Thomasius）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区分圣经宗教和异教哲学。他以典型的新教风格声称，圣经宗教是神直接启示的，有绝对的权威性。由于《圣经》的启示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它没有发展，没有历史，神的道完全超越人的理性，因此也不能做哲学分析，只能径直相信。异教徒的哲学体系依赖于脆弱而易于出错的人类理性，所有的异端信念都处于这个核心谬见：流溢说（灵魂不是神从无中创造，而是从它的永恒本质中流出），二元论（形式和质料或者神与物质都同样永恒），泛神论（世界是神）和唯物论（神是世界）。尽管“从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这一教导其实不是圣经而是安条克的西奥菲鲁斯和塔提安于公元二世纪引入的。

他将灵知主义学说斥为所谓的“宗教狂热”（Enthusiasm，Schwarmerei），即极端强调个人的宗教体验而牺牲了教义信念，其矛头直指柏拉图主义的流溢和复归（restitution）说。这样天才般的辩论策略将真正的基督教和异端截然区分，并且表明后者的诸多形式——从罗马天主教到各式异端都源于同一条原则，世界的永恒性。随后好战的路德宗牧师埃雷戈特·丹尼尔·科尔贝格（Ehregott Daniel Colberg）历史上第一次把今天“西方神秘学”的标题下研究的所有事物归于同一棵异端“家族树”，指出其核心谬见就在于企图把哲学推理应用于神圣事物，这超出了人类理智的范围。

②虔敬派的反应
随着宗教改革导致与罗马天主教的分裂，其代表人物开始彼此争论如何正确地诠释基督教信仰，这导致新教越来越分裂，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教派，其中许多信徒都极不赞成正统派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效仿最初的使徒群体，不应该像猫狗一样就教义问题相互攻讦，而应着力培养一种彼此和谐并与耶稣的道德教诲相一致的虔诚生活。

核心人物戈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巧妙地利用反护教主义来为“异端”辩护。他同意异教哲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一致，但他指出仅凭圣经去建立一个神学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将异教哲学的踪迹从基督教教义中完全排除也是几乎不可能的，反护教主义对异教的排斥最终破坏了他们试图捍卫的正统。

在此基础上，阿诺德将基督教的历史建立在圣经基督教和教义神学的对立上，唯一需要关心的是相关作品是否体现了最初使徒群体所践行的谦卑信仰，爱，团结，和平与虔诚的精神，所有这样做的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异端反倒是那些就教义细节进行无休止争论的教条神学家。他也支持有一个基于神的智慧（Sophia）的，超历史的直接宗教体验原则。神的光照在人的灵魂中运作，这样的体验团结了所有真正的基督徒，形成了“无形教会”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现象。这正是我们所谓的第三种“宗教主义”模型，一切都基于一个普遍的内在维度概念，即可由个人宗教体验通达的“灵知”。

2.现代性
接下来，启蒙思想家们将延续新教的论证，最终使自己完全脱离了基督教——同时将西方神秘学的领域彻底排除在外，将其视为“他者”

1.哲学史
雅各布·托马西乌斯的儿子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比他父亲著名的多，他用父亲的批判工具将哲学从神学的束缚中彻底解放。他也被视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厌恶融合主义（异端哲学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延续），但他认为可以使哲学摆脱异教的偏见和迷信，最终得到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实际有用的哲学，这被称作折衷主义。哲学史家应该去伪存真，用自己的理性判断能力将哲学的“麦子”与伪哲学的“谷壳”分离开来，寻找合理的观念，拒斥不合理的观念。

有“哥廷根的托马西乌斯”之名的克里斯托弗·奥古斯特·霍伊曼（Christoph August Heumann）常常被视为现代哲学史学科的创立者，他提出了一套标准来识别伪哲学，他宣布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神秘学”应从官方哲学话语和一般学术讨论中消失。霍伊曼直接将他们斥为愚人和白痴的观念，无权被严肃对待。十八世纪以后的学术研究本质上遵循了他的建议。

《批判的哲学史》（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的作者约翰·雅各布·布鲁克（Johann Jacob Brucker）对“教派哲学”的考察区分了三个一般时期：

（1）基督教诞生之前的迦勒底哲学/琐罗亚斯德哲学/埃及哲学

（2）天主教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两大体系

（3）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神智学”体系

他利用敏锐的历史批判意识，指出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神秘学”领域的典型特征是“隐藏为基督教的异端宗教的延续”。它与哲学一样有其异教基础，但却无理性基础。它与基督教一样有其宗教学，但与基督教不同，它是一个假宗教，并非基于启示。

布鲁克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将所有这些东西倒入霍伊曼的“遗忘之海”，在此之后，这些思想潮流在教科书中也只有脚注的地位，没有任何学科着手处理它们。如果是新教是相对于已经潜入罗马天主教的异端而确立了自己的身份，那么启蒙运动则是更进一步依赖于新教的辩论，对“迷信”与“偏见”而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抨击非理性的基督教信仰和修习仅仅是启蒙运动的一半，另一半的靶子画在了已经根深蒂固融入基督教的异教哲学。

②浪漫主义的反应
在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论那里，我们碰到了记忆史遗忘症的类似案例——折衷主义的总体倾向导致对浪漫主义的内容做出来选择性的刻画。

浪漫主义针对启蒙理性主义提出了一套对梦游症和催眠术的反形而上学，在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和基督教神智学的基础上，他们为附魔世界观的科学优越性作出辩护，他们坚称梦游症揭示了启蒙理论家所忽视的关于自然与灵魂的经验事实。

在此之后，催眠术和梦游症朝着1900年前后的实验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直线发展。荣格的心理学便根植于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论，这对二战后流行的神秘学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认为，从古代晚期的灵知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经由中世纪的炼金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传统，再到德国浪漫主义催眠术，最后到现代的荣格心理学，有一个连续的灵性传统。荣格成为一个极具影响的现代思想传统中心，该传统将心理学与对神话和象征的迷恋结合起来，有意反抗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的理性化和除魔倾向。赞同这一议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每年在瑞士的阿斯科纳（Ascona）举行所谓的爱诺思（Eranos）会议。

二战后，爱诺思会议的学者同各种神秘学潮流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成为了20世纪宗教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它将一种对附魔世界观的普遍怀旧与极力强调通过内在的灵性维度来逃离“历史的恐怖”（语出伊利亚德）相结合。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赫尔墨斯主义传统和隐秘传统感兴趣的学者也大都把爱诺思学派的总体进路和基本假设视为理所应当的，其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安托万·费弗尔。



追溯了从古至今的辩论和辩护后，我们发现：启蒙进路和宗教主义进路都建立在最终反历史的基础之上，启蒙运动选择忽视被认为不够理性的任何历史潮流和观念，而宗教主义则声称神秘学涉及到其实是超历史的内在维度。这也是本书的其余部分不会讨论这两种进路及其记忆史叙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