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喇嘛们的前世今生

风起

徒步墨脱都已经成为历史达半年之久，又正巧赶上<敏感詞>的骚乱，半年前成文的东西现在发出来倒成了有点应景的文字，实非所愿，只是似乎现在可以少一点口水官司。

纵观世界三大宗教，都发源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都是出自对现实苦难的无奈，对大自然中各种强大力量的无奈，而沉入对来世的渴盼。

在那木错湖边曾经有一个来自德国的中年女人问我：<敏感詞>的佛教信徒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转经朝佛。我说，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在与高原的斗争中，总是弱者。他们想通过这种心理的安慰，洗清自己前世或今世的罪过，追求一个光明的来世。她又问我，那他们的来世恐怕多数还是在不宜人类生存的<敏感詞>，怎么办?我彻底无语，不知怎么回答她。

<敏感詞>人自古以来生活在缺氧、严寒、交通不便、资源贫乏、气候严酷、疾病流行、生命短暂的世界屋脊，生活极为艰难。处在这样生存状况下的藏族先民对于来自印度的佛教一拍即合﹐如获至宝，笃信至今，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給藏族人提供了解脱苦难，超度来世，升入天堂的安慰和希望。有趣的是，汉地禅宗也曾传入<敏感詞>，並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与喇嘛们辩论，这便是<敏感詞>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争辩”( 禅宗主张“顿悟”——即身成佛”﹔喇嘛教主张“渐悟”---渐次修行﹑经过许多世后成佛)。最后以顿派告输而终结，汉族僧人被遣送回内地，禅宗在<敏感詞>从此被禁。因为藏人再怎么悟，也没办法法把世界屋脊想象成天堂与乐园。董仲舒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里的“天”可以理解为<敏感詞>的自然环境﹔“道”则可以理解为藏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只有理解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敏感詞>佛教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敏感詞>民族的根本特征。汉藏两族虽然同为黄种人，外貌十分相似，文化却很不相同。最明显的当然是语言，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深刻、更本质的差异是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集体无意识，它起源于生存环境的差异。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说过﹕“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在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汉族自古以来生活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物产丰富，气候宜人。人间即是乐园﹐现世犹如天堂。所以汉族形成了一种所谓的 “实用理性精神”。所谓实用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界生活﹑伦理感情和<敏感詞>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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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笑话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 其实汉人什么信仰都没有。只要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想起有神有佛这回事情来。比如想要生个儿子，想要升官发财，想要风调雨顺等等。他们才会去佛寺烧香磕头﹐直截了当地祈求菩萨保祐他們现世的梦想，而不是超度来世。汉族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用到达了佛道不分，见庙就拜的地步。所以汉族历史里从来没有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却有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传统，只是到了毛泽东的时代才出现例外。

与此相反，原旨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原教执主义类似)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现世的功利，而是超度来世。它认为人生充满了生老病死等苦难，人要摆脱这些苦难必须清心寡欲﹑反复苦修﹐经过多次转世轮回，功德圆满之后，才能跳出轮回，摆脱苦难，立地成佛，即所谓修成正果。藏族的原始宗教是苯教，佛教传入后，与苯教斗争了很久，才取得统治地位。喇嘛教把苯教的灵魂不死，同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超度来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藏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集体无意识——就是“信仰高于理性，来世重于现世”(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试图使用汉族人的“实用理性精神”与<敏感詞>的“信仰高于理性”作战，效果不彰就是源于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

现实生活越是艰难的藏人，对宗教的信仰越是狂热，对来世的渴望越是迫切﹐对喇嘛越是尊敬﹐对寺庙越是慷慨。尽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一字不识，根本看不懂佛经，也念不通一句佛经，对佛教的思辨哲学一窍不通，只会口诵“六字真言”，手转经筒(据说每转一次经筒就相当于念了一遍经文，这是为了方便不认识字的藏民朝佛而设计的东西，现在几乎已成为藏族的标志性物件)，五体投地磕长头，向寺庙供奉尽可能多的钱物，祈求来世投个好胎。这样的人却是世上最虔诚的佛教徒。

至于喇嘛们的宗教﹐是和森严的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吴忠信(曾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亲自主持十四世<敏感詞>——就是现在还活在印度的那个<敏感詞>的坐床仪式)在给国民政府的报告里描述过当时的宗教制度。他说：“喇嘛初入寺庙，概称学徒，由寺內担任教师之喇嘛，教以藏文之拼音及文法等，大约三四年或四五年卒业，始授以经典，再约三四年，经考试及格，得称喇嘛。在学徒期间，须为寺中服杂役，升喇嘛后，则除诵经外不做他事……所有喇嘛，必须研读显教经典，约二十年读完，得应格西考试，及格后，再入密宗学院，学习密宗经典，十数年后，积资可升法师或尊者，最后得升甘丹赤巴，造佛学之绝顶，然此仅为少数喇嘛，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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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描述只是记录了喇嘛们的宗教的基本过程。但是吴老先生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数于考格西后即停止再进也。”的原因。那是因为要想进一步升上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有那些出身富庶人家的喇嘛才能有足够的金钱物资供奉寺庙，才有机会进阶。而穷人家的孩子从进入寺庙那天起，除了要忍受无穷的杂役外，稍有面貌英俊者还要忍受高级喇嘛们的鸡奸。

宗教——至少<敏感詞>的佛教——是一种要求人们盲目服从的、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当它和用权力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专制<敏感詞>结合在一起，变成政教合一的精神——世俗力量时，便拥有不容质疑、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只有人格化才能发挥<敏感詞>和组织功能，这便是罗马教皇和<敏感詞>喇嘛的由来。按照喇嘛教的說法，<敏感詞>喇嘛是慈悲菩萨观世音的化身。所谓菩萨是已经修成正果、证得菩提的候补佛陀。他们帮助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超度来世，即所谓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了感召凡夫俗子﹐观世音菩萨便化身为肉胎凡人，就是<敏感詞>喇嘛。肉胎凡人自然会死亡，于是便有<敏感詞>喇嘛的转世(班禅喇嘛则是无量光菩萨的化身)。<敏感詞>喇嘛开始只是宗教领袖，另有藏王(蒙古军阀)作为世俗领袖治理政务。1751年乾隆皇帝废除藏王制，授权七世<敏感詞>喇嘛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治理<敏感詞><敏感詞>事务，从此<敏感詞>喇嘛兼任<敏感詞>領袖。政教合一的体系正式形成，<敏感詞>喇嘛成了<敏感詞>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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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达瓦才仁(<敏感詞>集团臭名诏著的发言人。经过这次314，应该是天下共知了)说的：“民族、宗教、文化、<敏感詞>。<敏感詞>在<敏感詞>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宗教和文化。因为<敏感詞>人沒有什么<敏感詞>观点，<敏感詞>人沒有一个政党，它的观点就是宗教。<敏感詞>民族不是一个<敏感詞>的民族，而是一个宗教的民族，它把自己的全部而不只是大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宗教，它对<敏感詞>並不感兴趣。”《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作者，美国人戈茨坦指出，<敏感詞>的宗教与农奴制度紧密结合，互为支柱，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与封建制互为支柱一样。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凡是将自己交付于神的万能的人，凡是相信一切发生和存在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意志而发生和存在的人，他就永远也不会想法去消除世界的缺陷，无论自然的缺陷或<敏感詞>的缺陷。”

藏族人既然认为世上发生和存在的一切都是前世命定的，並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了超度来世，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改造<敏感詞>和发展科技与生产。藏文典籍几乎都是有关于佛学和文史的，直至1984年中国政府出版的第一套藏文科技詞典问世，藏文从来就没有科技词典，也几乎沒有科技词汇。今天，中国最大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蒙古、维吾尔、朝鲜、哈萨克和藏)中前面四个民族都能用母语教授自然科学，只有藏文因没有成熟的科技词汇而无法做到。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表现，科技词汇的缺乏反映了科技思维的缺乏。科技需要理性思维，这和非理性的宗教思维本来就是矛盾的。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势力百般阻挠科学研究，甚至残酷迫害科学家就是明证。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敏感詞>的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地阻挠英文学校的开设，也是因为害怕引来西方的科学思想与理性思維。

<敏感詞>的宗教虽然不关心科技与生产，却消耗了<敏感詞>的大部分财富。1950年以前，<敏感詞>耕地约300万亩，寺庙和上层喇嘛占有40%。1959年拉萨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共占有土地14.7万亩，11万头牲畜和4万多农奴。在一般的情況下﹐寺庙所属的农奴要把收成的70%以上交给寺庙。寺庙不仅拥有农庄牧场和农奴，还从事商业和放债。<敏感詞>喇嘛自己的放债机构1950年放债藏銀303.9万两，年息10%。哲蚌寺历年放出的高利贷粮食累计达1亿6千万斤，银元1亿多元，债息收入占其全部收入的四分之一。寺庙放债的利率，借钱在30-50%，借粮在25%。此外，寺庙和喇嘛还从香客那里得到大量的布施。当农奴将大部分收获交给领主(政府、寺庙、贵族)后，还要将一部分收入交给寺庙和喇嘛，所剩下的只够维持生存，不可能有资金来扩大再生产。而今天，在<敏感詞>很多最贫穷的县，农牧民还在象以前一样供奉当地的寺庙，甚至把国家发的救济粮都变卖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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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贝尔(Charles Bell)曾援引噶厦政府1917年的财务报告分析<敏感詞>的收入和支出。是年噶厦政府收入72万英镑，布达拉宫收入80万英镑，噶厦政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27.4万英镑给布达拉宫。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放债和政府拥有的庄园、牲畜等。除了噶厦门政府、各宗(相当于县)政府也要拿出约一半收入给寺庙。正如戈茨坦指出的，<敏感詞>的喇嘛通过政府津贴、寺庙庄园、民间化缘和寺庙自己的金融活动吸收了<敏感詞>的大部分财源。

寺庙的钱用在哪里?第一，耗资巨大的宗教活动。每个藏历新年的法事活动要耗去布达拉宫年收入的62%。1958年<敏感詞>有2711座寺庙，每座寺庙里都有无数日夜燃烧的酥油灯。第二，供养喇嘛。1958年<敏感詞>喇嘛占总人口的11%左右。平均每两户平民要供养一个喇嘛。第三，寺庙的建筑和佛像等设施。<敏感詞>寺庙的众多与豪华经常让游客惊讶。只要看看布达拉宫里历代<敏感詞>灵塔的造价和所耗费的黄金、宝石的数量就可见一斑了。毫不夸张地说，旧<敏感詞>的经济不是为人服务的，而是为佛服务的。戈茨坦在他的书中说：“<敏感詞>宗教对<敏感詞>财富掠夺之剧烈，连中世纪的欧洲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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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詞>喇嘛多次为<敏感詞>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辩解说：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农奴主和噶厦政府从来都不随意处死农奴和囚犯。不过他们惯常的做法是，剜去农奴们的眼睛;砍断他们的手脚;把犯人鞭打得快要死以后将他们放走，让他死在别处。这样<敏感詞>就可以说：“这是神的旨意!”

<敏感詞>的密宗的灌顶仪式更是令人发指。根据黃教(又称格鲁派，<敏感詞>喇嘛即是派教主)创始人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卷十四﹐灌頂是修密宗时必需举行的仪式。一个僧人从入密門到修炼最高密法无上瑜伽密，要按照次第进行行多次灌顶。密宗視灌顶为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未受灌顶者是不能修炼密法和阅读密宗经典的，否则不仅得不到成就，死后还要下地狱。

灌顶仪式必须由金刚上师执行。仪式在曼陀(绘有佛像、法器的修行道场)前举行，事先受灌者要沐浴，穿着盛装，由上师手持一个內装“圣水”的宝瓶，向受灌者头上洒水，再用以人的头盖骨做的碗装青稞酒让受灌者喝。最高级的灌顶仪式是修无上瑜伽密之灌顶。其过程是﹕修密弟子找一个12岁，16岁或者20岁的处女，引到密室內用幔帳包围住的屏內，将此女献给上师长，此女被叫做“明妃”(佛母)。然后由上师加持“金刚莲花”(男女生殖器)，将“俗女身观空后，生天女身”。然后上师携“明妃”进入入屏幕內，行“大瑜伽怛特罗法”(“男女和合之大定”，通俗地说就是性交，然后“入定”)。弟子在幕外以布遮目跪候。事毕，上师携“明妃”至幕前，以大拇指和无名指取“摩尼宝”(精液)置于弟子口中，同时念诵《金刚曼经》。弟子要诵意为“希有大安乐”的咒语，把“摩尼宝”咽下。而“明妃从入定起，不着衣服，于莲花中取甘露滴(处女血)，同样置于口中，亦如上而饮”。这就是所谓密灌顶。灌顶后，弟子去遮目布。上师将“明妃”手置弟子手中，然后以自己的左手执他们的手，以自己的右手持金刚杵置于弟子头顶，教训道﹕“诸佛为此证，我将伊授汝。”然后令弟子与“明妃”如法修“和合之大定”，“引生大乐”。

所谓灌顶名为宗教仪式，实为轮奸少女。四十岁上下的朋友应该有人记得1987年《人民文学》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文章里描述了一名叫桑桑扎西的少女被选中成为“明妃”，到灌顶后致死的全过程。以为描写太过写实而被禁止发行，当时的总编辑刘心武因此而被免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公共图书馆翻翻，看是否还可以找到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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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些被藏传佛教感动得感激涕零，认为在那片透明蓝天下的宗教是如何纯洁，如何可以荡涤灵魂的小资女人们看了这样的过程会有何感想?如果那个被选中的“明妃”就是你，你又会有什么反应?我想没有哪个人会告诉我她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去献身!

去年9月出发去墨脱徒步之前的两周，我因为工作的原因远赴英伦。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穿梭于英国的4个城市之间。回国的时间与飞拉萨的时间只有27个小时的间隔。在怀特岛的朋友约我去他那里做客。怀特岛是英国的一个度假圣地，位于英国的最南边，过海就是法国。朋友在当地开了一个中医诊所，抵埠的当天下午，朋友的病人——一个年过七旬的英国老太太邀请朋友去她家里喝下午茶。朋友索性也把我一起拉上，免得一个人在诊所里守空房。

老太太的丈夫已经有八十多岁，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老兵，去过缅甸和印度，曾经和中国远征军一起打过日本鬼子。我大舅也是远征军的一员，因此话题就多了起来。话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老太太转到了宗教问题上。我废了不少口舌才说明白，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哲学思想，而不是宗教。在聊到中世纪英国的宗教时，老太太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几乎把晒着太阳，端着红茶的我，从沙发上震到地下。仿佛那声音是从天外飞来，而不是出自我的对面。

她看着我，缓缓地说：“卡尔.马克思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