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神之祆教来源 ——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

青川 · 发表于 2009-5-23 23: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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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之祆教来源 ——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

黎国韬（1973～），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关键：二郎神灌口神祆神粟特胡乐

提要：二郎神为诸多戏神之一，其产生与形成，学术界尚争论不一。其中二郎神为李冰、赵煜等说较为流行，在民间也较有影响，而该神与祆神之关系，则不甚为人所知。本文主要论证，二郎神出自四川，其形成与流行于四川与祆教神系有一定关系。元明清以来流传之二郎神形象颇受祆神形象之影响。祆教所以流行四川，则与五代十国前后蜀王室对此教之信奉有很大关系。从中可见祆教在古代文化交流中所起之若干作用。而二郎神所以成为戏神，又与大量胡人充当乐官有关。从中亦折射出中国古代音乐与戏剧曾深受胡乐影响之事实。

一

陈援庵先生《火祆教入中国考》为近代国人研究火祆教先驱之作，该著述第1章《火祆之起源》可见该教概况:

西历纪元前五、六百年，波斯国有圣人，曰苏鲁阿士德，因波斯国拜火旧俗，特倡善恶二原之说（中略）。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又拜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祆者，天神之省文（注1）。

其后对此教之研究一度式微，近年则有复兴趋势（注2），然诸家所说多就西北史地角度立论，对蜀中火祆一事及其与二郎神之关系注力者不多。

有关二郎神之原型，说至多，民间流传及学者研究有李冰、张仙、孟昶、赵显、杨戬、邓遐、二郎独健等等，不俱论。然有一事，众人所说均同，即此神产生之地望与西川灌口有关，所谓灌口神也。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云：

予闻清源，西川灌口神也。为人美好，以游戏而得道，流此教于人间。讫无祠者。子弟开呵时一醪之，唱啰哩嗹而已（注3）。

结合《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3所云：“清源妙道真君，姓赵名昱，从道士李珏隐青城山。（中略）民感其德，立庙于灌江口，奉礼焉，俗曰灌口二郎。 ”（注4）是知灌口神即二郎神，即清源妙道真君。另外，《蜀梼杌》卷上有云：“（乾德）二年，八月，（王）衍北巡，以宰相王锴判六军诸卫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绝。衍戎装，被金甲，珠帽、锦袖，执弓、挟矢。百姓望之，谓如‘灌口神’。”（注5）乾德乃五代十国前蜀后主王衍年号，是知王衍之妆扮有如灌口神，从而可推知此神在川中必然十分流行，始有国王仿其装扮。

清吴任臣所编之《十国春秋》卷37《前蜀三·后主本纪》中亦载王衍之装扮如灌口神，且载其好蹴鞠：

帝被金甲，冠珠帽，执戈矢而行。旌旗戈甲，连亘百余里不绝。百性望之，谓为“灌口祅神”（注6）。

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帝还成都，废其后高氏。帝荒淫无度，创为流星辇，凡二十轮，以牵骏马。又雅好蹴鞠，引锦步障以翼之。往往击球其中，渐至街市而不知（注7）。

第一条所载与《蜀梼杌》略同，而多一“祅”字。案祅与妖同，而与祆教之祆字形极近，古人每相牵混，故笔者疑“灌口祅神”当作“灌口祆神”。饶宗颐先生《穆护歌考》一文对此亦有所论：

北曲《祆神急》，朱庭玉撰。（中略）元刊本作祆神急，向来皆定祅神应作祆神。元曲中屡屡言及“火烧祅庙”，见于《太平乐府》七有赵明道之《斗鹌鹑》。说者亦认为祅庙应作祆庙。元本《玉篇》示部：“祅，阿怜切，胡神也。”其字从夭不从天。方以智《通稚》十一谓：“字从天，误作祅从夭，故张有、戴侗辈皆以祅祆……合为一字。”今观元曲，皆以祆为祅。（中略）知祅之作祆，习非成是者久矣（注8）。

可见，《十国春秋》中王衍所象实为祆教之神而误写作祅神，故灌口二郎神实与祆神有关，此事尚有诸多旁证。例如，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二郎神之形象：三眼，手持三尖两刃枪，牵一哮天犬，可以变化成三头六臂。此形象与祆教维施帕卡神（Veshparkar神）形象正相一致——维施帕卡为祆教大神已经姜伯勤先生考定（注9），其象三头六臂，身披甲装，手执山型叉，臂上画有尖齿犬头。与文学描写中二郎神形象极为相似，这是祆神与灌口二郎神有关之一证（注10）。

案，维施帕卡神为粟特神祗，发现于中亚片治肯特遗址。唐代西域有所谓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等九姓胡，以善于经商著称，其人生聚之地域，一般称为粟特。其人所奉之宗教，即以火祆教为主，故维施帕卡属于祆神（注11）。此神尚有另一形态变化，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学者亦比定为维施帕卡神（注12）。该神象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与《蜀梼杌》中蜀王巡行之象极类似。有此二祆神象以为旁证，则《十国春秋》之灌口祅神当作灌口祆神，已有几分把握。

又如，《渊鉴类函》卷58《公主三·玉环解》引《蜀志》云：

昔蜀帝生公主，诏乳母陈氏乳养，陈氏携幼子与公主居禁中，约十余年后，以宫禁出外六载。其子以思公主疾亟，陈氏入宫有忧色。公主询其故，阴以实对。公主遂托幸祅庙为名，期与子会。公主入庙，子睡沈，公主遂解幼时所弄玉环，附之子怀而去。子醒见之，怨气成火，而庙焚也（注13）。

此即著名之火烧祆庙故事。祆字亦作祅，表明四库馆臣都错认祅即祆也。故王季思先生注《西厢记》引此条时已改祅为祆（注14）。是益可证灌口神即祆神也。以公主而幸祆庙，表明蜀国皇族颇为信奉祆教，故蜀王而作祆神之装扮，事出有因，当与其宗教信仰有关。

另据明人钱希言《狯园》第12卷《淫祀》有《二郎庙》一则云：“又传六月廿四日是神诞生之辰。先一夕，便往祝厘，行者竞夜不绝，妓女尤多。明日即剧钱为荷荡之游矣。吴城轻薄少年，相挈伴侣，宣言同往二郎庙里结亲。”（注15）此事与蜀公主邀约情人往祆祠相会之事一模一样，可见祆神与二郎神所主皆与情爱之事有关。再者，《清稗类钞·迷信类》之“娼家厌术”条云：“娼家厌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祆神，朝夕祷之。至朔望，则用手帕蒙神首，刺神面，视子弟奸猾者，佯怒之，撒帕着子弟面，将坠于地，令拾之，则悦而无他意矣。”（注16）可见祆神与二郎神亦同为娼妓所崇拜，此亦二神有关一个重要证据。

或问，祆神本西域神，何以成为西南蜀国之信仰？此事当与粟特人之行商有关。陈寅恪先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举《新唐书》及杜诗为证云：“据此，可知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行贾区域。其地之有西胡人种往来侨寓，自无足怪也。”（注17）《隋书·何妥传》可佐证此说：

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注18）。

何姓即粟特九姓胡之一，是知粟特人入川之早，其宗教信仰传播于此，自无足怪。何况，唐代素有“扬一益二”之说，至五代成都仍为全国重要文化中心，有波斯胡经商并传入火祆教，是自然之事。

此外，《通鉴》云：“同光三年（925），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后宫迎于七里亭。蜀主入妃殡中作回鹘队入宫。”（注19）此回鹘队为宫中队舞无疑，而回鹘本西域民族，则蜀主染于西域风俗之深可知。《能改斋漫录》卷一云：“本朝乐府有《二郎神》（中略）初名《大郎神》，盖良人行弟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鹘》。”（注20）可见回鹘队舞甚或直接与二郎神信仰有关。

饶宗颐先生又有云：“由‘蜀地征祥’一事观之（笔者案：事见《隋书·五行志上》），四川诸州之有萨宝及火教徒穆护之往来，更可推想而知。”（注21）萨宝乃朝廷所设管理祆教之官，诸家研究该教时已有论及，不赘。而蜀地之流行火祆，大概亦与蜀王室之推奖有关。

还有一事可佐证蜀王衍之信仰可与祆神发生关系。《御选历代诗余》卷101云：“李珣，字德润，先世本波斯人，家于梓州，王衍昭仪李舜弦兄也。”（注22）陈援庵先生《元西域胡人华化考》因此事云：

杨慎《词品》云：“王衍昭仪李舜弦，饶词藻，有《鸳鸯瓦上》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词云：“鸳鸯瓦上瞥然声，昼寝宫娥梦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注23）

前文已表，祆教出于波斯，因李氏兄妹信仰此教而影响王衍之信仰，甚有可能。且金弹子之事，与《西游记》中二郎神善用弹弓亦近似。《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卷四六引《贤奕》云：

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犬，实蜀汉王孟昶象也。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昶小像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注24）。

此事表明不但前蜀王衍信祆教，后蜀主孟昶亦信之。由此可见，十国时前后蜀主信奉祆神当是不争之事实，灌口神与祆神之形象也相一致。

二郎神与祆神有关还有另一证据：祠二郎之俗与祠祆神之俗也颇为相似。《独醒杂志》卷五云：

有方外士为言，蜀道永康军城外崇德庙乃祠李冰父子也。（中略）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号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膻，不设他物，盖自是也（注25）。

祭必用羊，且用大量之羊，与西域祠祆神之用羊亦相近。《新唐书·西域传下》载：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中略）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注26）。

上文已云，“史”为粟特九姓胡之一，崇奉火祆，故千羊所祭，即为祆神，与祭灌口二郎专用羊且用大量之羊十分相近。

王素先生《高昌火祆教论稿》引《吐鲁蕃出土文书》所载又有云：“据此推测，高昌丁谷天的血祀一年只有四次，按季进行（中略）每次血祀仅用羊一口，规模并不大。”（注27）这与《宋史·礼志五》所载祠祆神之祭品也相似：“又诸神祠、天齐、五龙用中祠，祆祠、城隍用羊一，八笾、八豆。”（注28）二者祭祆祠都是用羊一口。另外，祠祆神时之歌舞与祠二郎神之歌舞也无大区别（说详下一节），并可证二祠本为一事。

祆教之维施帕卡神（指三头者）与婆罗门教之摩醯首罗形象几无二致，唐人已经常混误此二神（注29）。然则祆神是否受婆罗门神之影响而产生，亦关系二郎神之来源。按普遍看法，火祆之传入中原，似远后于佛教，而事实似不尽然。据夏鼐先生《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称：

195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吐鲁番县的高昌古城中，发现了10枚萨珊朝银币，其中4枚为沙卜尔二世（310-379）（注30）。（银币）背面的中央是拜火教（祆教）的祭坛。祭坛两侧各有祭司一人。这种祭司当即祆教中普通僧侣“美葛”和“摩倍德”（注31）。可见祆教之传入至迟在两晋之际。而据林梅先生村【cinason案：“林梅先生村”当为“林梅村先生”之误】较新近之研究指出：

然而，新疆出土佉卢文书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曹魏年间一批中亚火祆教徒在丝绸之路南道的活动。这件文书采用了于阗王山习纪年。据我们考证，其年代不晚于公元230年（注32）。

林氏另据《汉书·西域传》中载西汉成帝年间有粟特商队在中原活动，甚至认为：“那么中原人最早接触火祆教或在西汉年间，从西域商胡那里首先得知。只是火祆教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原的直接证据还有待于今后的发现与研究。”（注33）

以上可见，传入中国之佛教与祆教谁影响谁之间题，尚未可以遽下定论。况且，早期伊朗人与印度人同属雅利安民族，有共同血缘关系，语言相近，一度曾有共同之宗教信仰。故古印度婆罗门教之吠陀经典与波斯祆教古经《阿维斯陀经》实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周谷城先生《世界通史》云：“伊朗方面波斯人中固有的宗教与印度方面雅利安人中固有的宗教是相通的。”（注34）可见，婆罗门教摩醯首罗之影响二郎神与祆教维施帕卡之影响二郎神乃皆有可能之事。故祆教神至少系灌口二郎原型之一。

明白二郎神有祆神之血缘，则有若干传说可以解通。如《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神名误称》条云：

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真君。初入鞠场，子弟必祭之。云即古二郎神（注35）。

此事明显系因蜀主王衍雅好蹴鞠而附会，事见前引《十国春秋》。又《夷坚丙志》卷九《二郎庙》载：

政和七年，京师中一小儿骑猎犬扬言于众曰：“哥哥遣我来，昨日申时，灌口庙为火所焚，欲于此地建立。”儿方七岁，问其乡里及姓名皆不答。至晚，神降于都门，凭人以言，如儿所欲者。有司以闻，遂为修神保观，都人畏事之。（中略）既而蜀中奏记康神庙火，其日正同（注36）。

此条恐非火烧祆庙一事无以当之也。

十国前后蜀人信奉火祆，其形象又与元明清以来小说、戏曲中之二郎神相似，表明祆神形象对二郎神形象之形成有很大影响。至于后世二郎神又有李冰、赵昱、张仙、孟昶、杨戬、邓遐诸说，二郎神遂集众人之特点于一身，其与祆神之关系反不易为人所晓，故本文证之于上。

二

凡稍涉戏剧史者皆知，二郎神乃著名之戏神，有祆教血缘之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此事还须作进一步解释。上节曾云，粟特人最信奉祆教，粟特人本身则是极善长歌舞之民族，隋代九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即为粟特人之乐也。唐代十部乐中尚保留有此二部，亦人所共知之事。常任侠先生曾云：

南北朝时，西域的乐舞艺人，自龟兹、安国、于阗、疏勒等地来者，更为频繁。（中略）昭武九姓之地，康国、石国、米国、何国等，乐人东来的也颇多（注37）。

王昆吾先生亦云：

早在北魏之时，洛阳贾胡即已携来大批音乐伎艺。北齐时侯以乐伎得致显达的那些著名乐工，就是这批贾胡的后裔（注38）。

其中所举曹氏、何氏、史氏、安氏、康氏、和氏六姓，有五姓即前云之粟特九姓胡。如曹妙达、何妥、安马驹、安叱奴、康昆仑等，皆北朝至隋唐时期宫廷中有名之乐官，可知粟特乐舞对中国古乐影响之深远。故《唐戏弄》7章所录唐代优伶九十八人中，至少有十六人皆为此西域一系（注39）。因此，祆神之成为戏神，部分当由于北朝至隋唐之宫廷乐官中，有许多为粟特人后裔所致。

又粟特人祠祆神皆有盛乐。张鷟《朝野佥载》卷3云：

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酹神之后，募一胡为祆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祆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呪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注40）。

是祆祠又兼有乐舞及幻戏成分。《安禄山事迹》卷上亦云：“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注41）安氏为九姓胡之一，禄山亦粟特胡后裔，已见荣新江之证（注42）。故禄山所祠亦祆神，祆神与乐舞之关系可见一斑。戏从乐出，故祆神成为乐神亦在情理之中。

宋人江少虞《事实类苑》卷23《程文简》条载：“蜀川有不逞者聚恶少百余人，作灌口二郎神像，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装，铙鼓箫吹，日椎牛为会。民有骏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马。民拒之，其马遂死。又率良民有不愿往者，寻得疫病，盖亦有妖术耳。”（注43）其中祠灌口二郎时歌舞、幻术等事与唐人祠祆神之习俗十分类似。这再次表明，灌口二郎神实即祆神，而祆神与乐舞确实密不可分。

至于妆扮如祆神之蜀主王衍，荒淫无度，雅好蹴鞠，则更具有戏神之品质。而沙州之傩与火祆教祠神共同进行，有敦煌遗书可以为证（注44），复令祆神与中国之戏剧（傩戏）增添一重关系。总之，粟特人为崇尚乐舞之民族，故其信仰之神亦有此种品格实不足怪。

《教坊记》中载有《二郎神》一曲，宋官本杂剧有《二郎神变二郎神》，金院本有《变二郎爨》（注45）。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下云：

（广政十五年）六月朔，宴，教坊俳优作灌口神队，二龙战斗之象。须臾天地昏暗，大雨雹（注46）。

任半塘以为：“此戏当演灌口二郎神率天兵天将，收伏二龙，并穿插二龙之互斗。”（注47）可见，二郎神之事，早已为教坊乐人所唱、所演。其事所以盛行，当亦因教坊中乐官多粟特人也。

《中国民间诸神》有论云：“近代多称赵（案指财神赵公明）为回族。（中略）中国自古以来之对外贸易，西方之波斯、阿拉伯商人贡献颇多。唐时此风已盛，元以来更是如此。（中略）以财神为回教徒，或即由此现实生活中的印象而来？”（注48）这与二郎神之情况倒颇有几分相象，二郎神之成为戏神当也与胡人善长乐舞有关。

除上述而外，二郎神成为戏神，部分也由于祆神与印度乐神湿婆之关系密切。《通典·职官二十二》云：“祆者，西域国天神，佛经所谓摩醯首罗也。 ”（注49）案，摩醯首罗即大自在天（注50），亦即婆罗门教与印度教之主神湿婆。前文已云，伊朗宗教与印度宗教有许多互相影响之处，而印度诸宗教中各自亦互相影响。此湿婆有三眼，第三只眼有神火，善跳舞，佛教文献称他为大自在天，即摩醯首罗（注51）。三眼之形象与元明清小说、戏曲之二郎神正一致。其眼中有神火，与祆教之尚火性质亦同。湿婆还善跳舞，在印度是无人不知之“踊主”，被视为乐神（注52）。由于湿婆其实与祆神同源，故湿婆有乐神之品格，祆神同时也具有此种品格。而二郎神之形成本有祆神之来源，故二郎神因而也被传为乐神、戏神。

小结

通过上二节之论证可知，民间二郎神信仰与外来祆神有关，并非故作新奇之论，而是有不少可靠资料为证。这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亦不失为一件有趣之事。由于二郎神又为著名之戏神，故此事对于研究中外戏剧交流似亦颇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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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原型之一源于祆教这一未发之覆，在黎国韬博士后的这篇论文中算是得到了有力的揭示，读完之后我大受启发，不过也萌生出若干问题，顺便附上一二心得，都是在重新仔细对比阅读该文及相关引文、注释原文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先指出一处小错。文中在考证祆教维施帕卡神的形象时提到：“此神尚有另一形态变化，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学者亦比定为维施帕卡神（注12）。该神象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与《蜀梼杌》中蜀王巡行之象极类似。”根据注释细检荣新江的原文，我立刻发现其中存在误读。黎氏所指的维施帕卡神“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另一形态变化”，并非“见于和田出土之木板画中”，而是见于Qala-e Qahqah I出土的壁画中。荣氏原文中的图49“和田出土D.X.3木板画正面图像及相关的粟特神只”引自莫德（Markus Mode）1992年的论文，共有三行，分别表明粟特祆教三大神的渊源流变，其中只有第一行属于和田出土的木板画，而另两行则是<敏感詞>地方发现的粟特神只像；姜伯勤在《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中也引了莫德的这副图（p266,图16下－16），并且在次页更明确地提到：Qala-e Qahqah I壁画是“涅格马托夫1984年刊布”的；据此可知，出土壁画的 Qala-e Qahqah I与出土木板画的和田应该不是同一处地方，黎氏当是未能仔细阅读荣氏所引图下的说明以致此误，因为图49的f正是黎氏所说“ 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另一形态变化”，而其说明则为：“(f)Qala-e Qahqah I出土壁画Weshparkar”（见荣新江原书312页）

上面这则小错其实无关宏旨，不会对黎氏的立论造成多大影响，但它说明黎氏读书不细，这样下去可能会错过一些关键的材料，这些材料有时候会加强原来的论点，甚至引出新的见解，而有时候也可能完全推翻原来的论点。

其次，黎氏在文中多次提到：五代十国时蜀国皇族颇为信奉祆教，这一论点如果成立，应该说也是发前人所未发，可惜从提供的论证来看，似乎还大可商榷。我以为，黎文中的证据至多只能说明蜀国皇族颇受祆神崇拜的影响，而这一点和“信奉祆教”比起来，恐怕还差得很远，因为宗教信仰和民俗崇奉毕竟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不过单就该点而论，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作更多更深的挖掘，比如，后蜀主崇祆固然是受前蜀主影响，然前蜀主崇祆是否还可从前蜀建立者及其统治阶层的来源上着眼去考察，是否也还可从安史之乱时唐皇室流寓蜀中所遗留的风俗上着眼去考察，前者又牵涉到后唐统治阶层同祆教、昭武九姓的关系，后者则牵涉到唐代宫廷中胡风的源流演变以及安史之乱对蜀地风俗的影响等等，而这诸多问题都可以同那时的九姓胡和祆教联系起来，由此或许还将产生不少意外的新发现。:)

下面说说我的心得。黎氏的主要论点之一，在于二郎神的原型之一源自祆教中的维施帕卡神，论证主要集中在形态、祠俗的相似，加上记载中有若干“祆神”同“灌口神”即二郎神有关的材料，其中还引用了“火烧祆庙”的典故，并提到祆庙及二郎神崇拜似乎同男女之事有关。而至于这一关联的原因，黎氏并未明确交待。我在此提出一个猜想，也许可以作些解释。根据荣新江、姜伯勤二氏援引关于莫德的那篇和田木板画中粟特神只的文章及相关考证，粟特祆教中的三大主神同印度婆罗门教中的三大主神存在对应关系，即阿胡拉?马兹达对应帝释天，娜娜女神对应梵天，维施帕卡对应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即摩醯首罗（Mahesvara），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湿婆（Siva）的别名，而在印度教中，大名鼎鼎的湿婆正是一个不折不扣、威力无穷的生殖之神！注意到这一层，则“火烧祆庙”之典故、“祆神与二郎神所主皆与情爱之事有关”以及“祆神与二郎神亦同为娼妓所崇拜”等等奇特之现象便都不难理解了。关于二郎神成为戏神与湿婆有关，这在黎文之第二部分中已予揭出，论据之一是湿婆以善舞闻名，“被视为乐神”，然在我看来，湿婆更明显的品格应当是“生殖之神”，而这正可以解释何以二郎神在古代常同男女之事相关联，故特为揭出此层，补之于上。

在仔细对比阅读荣氏、姜氏以及龚方震、晏可佳在《祆教史》中的相关论述后，我还发现一点，可以加强二郎神源于维施帕卡神的论证。原来维施帕卡是粟特祆教特有的神祗，根据马尔夏克的考察（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199页），可能来源于伊朗祆教中的韦雷特拉格纳（Verethraghna），是“胜利之神”，亦即“战神”、“军神”，其象征及化身主要是骆驼。那么他“身披甲装，冠帽骑马，执弓挟矢”的装扮正与其身份相适应，而后来中国民间心目中的二郎神也更多地正是以近似于“战神”的形象出现，以至于齐天大圣孙悟空大闹天宫无人能敌之时，也只有去灌江口请来二郎神，才能“小圣施威降大圣”，终将“妖猴”制服。另外，根据姜氏的论证，《平妖传》原型中文彦博在平定贝州王则之乱前曾向神灵祈祷，该神可能即为祆教中的战神、“胜利之神”，也即小说中出现的“多目神”，而二郎神正是“三只眼”；并且文彦博事后为还愿而修建的介休祆神楼中就有驼头雕像（同书287页），这正是战神的象征。

最后尚可补充几点。二郎神的兵器“三尖两刃刀”甚是奇怪，在中国内部的体系中似乎找不到明显的源流，而其原型“三叉戟”则常见于西方，如古代的印度甚至古代的希腊，当不仅仅是维施帕卡神和湿婆的法器之一。此点或许已暗示在讨论二郎神之来源时不可排除外来之因素，我却还有一个猜想，即关于“二郎” 一名之来源，或许也同祆教不无干系。根据《祆教史》第246页的记载，祆教术语中有nirangi/nirang一词，意为“法术、作法、奇迹”，后来转义为在举行礼拜仪式时的用语，在敦煌的驱傩仪式中常见的“儿郎伟”可能即源于此，然在我看来，“二郎”的唐音亦颇近于nirang，而来源于祆教的“二郎神”又是以“乞灵者辄应”即相当灵验而闻名的，那么其因此获得汉化谐音的名称“二郎”未必不失为一种可能，加上这一称呼正与蜀中固有神灵灌口二郎的名称相谐音，故后世遂将其人、名、事皆混合为一体了。

以上算是些胡乱的感想，不揣菲薄提出来，希望能对进一步的讨论有所裨益。

琴僧
甲申年九月十二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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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神之祆教来源 ——兼论二郎神何以成为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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